麦田志愿者到贫困学生家里走访 杨丽芬
张小江和爷爷牵着骡子到山下买米，遇见正要到他们家走访的麦田志愿者
山里的孩子热情地招呼城里来的小朋友
民间公益组织带来的帮助，成就了许多贫困孩子的求学梦。但在环境变化极快的中国社会中，助学模式并不能一成不变。
“爱心小站”志愿者张咏梅压根就没有想到，她竟然会在这个草根助学公益组织干了10年。
当中央电视台三套和十套节目接连播放“爱心小站”创办人杨黎身和被资助贫困学子的故事时，深受感动的张咏梅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杨的电话，说：“我要加入。”现在，张咏梅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大理亚星饭店的财务总监，一个是“爱心小站”的管理团队成员。
活跃在云南的草根助学公益组织除了爱心小站以外，还有麦田计划。像张咏梅一样的志愿者超过500名，他们来自各个领域，其中有公务员、教师、医生、企业白领、个体老板……他们唯一的共同之处，是公益助学志愿者。
贫穷是共同的悲哀
张咏梅只记得，在那些青山白云环绕的村庄里，每个走访过的家庭都有辛酸的故事。
张咏梅一直忘不了十年前的第一次走访经历。
一个阴雨天，志愿者团队到鹤庆县马厂山区的一个贫困学生家庭走访。那户人家有姐妹俩，为了让妹妹继续上学，姐姐辍学在家成了劳动力。那
天，单薄瘦小的姐姐放羊回来，看到有人来家访要资助妹妹上学，她顿时泪流满面——为自己再也不能回到学校而伤心。在场的每一个人见此，都忍不住落泪。
这一路走访过来，还有很多很震撼的场面，张咏梅却已经记不清细节了。她只记得山区孩子们的一双双眼睛，“眼神清澈纯净，不像城里有些孩子，眼里有你猜不透的东西”。在那些青山白云环绕的村庄里，几乎每个走访过的家庭都有辛酸的故事，贫穷是共同的悲哀。
2014年7月4日，“爱心小站”在巍山县马鞍山乡青云小学组织了一个活动，当天是工作日，张咏梅没有去。都市时报记者随同从苏州远道而来的20个资助家庭组成的“萤火虫”团队浩浩荡荡地朝大山进发。
通常，每开拓一个新的资助点，“爱心小站”都会事先与当地的学校联系，让学校初步筛选，然后志愿者再根据学校提供的名单挨家挨户地走访调查贫困学生，记录贫困生的家庭环境。在需要填写的调查表里，学生家庭情况一应俱全，内容详尽到每户人家拥有的水田、旱地、经济作物以及牲畜的数量。资料经审核通过后发布到网站，供资助人参考。资助人认领后，对学生进行一对一的结对资助。资助标准每年从500元到1000元不等。
此前的一个周末，“爱心小站”的志愿者已经走访过青云村的20多户贫困生家庭。当时随行的还有一对旅美华侨父女，他们打算回到美国后也建立一个助学公益网站，专门帮助中国的贫困山区学生。
“小站的1700多位资助人70%以上来自省外，多数来自北上广及沿海发达地区。”张咏梅说，很多资助人到后来都成为了志愿者，经常会不远千里到大理参加走访。
青云村距离巍山县城约两个小时的车程，一路上群山连绵起伏。青云小学据说是巍山县里最好的山区学校，校舍也是青云村里最好的建筑。
学期末，正是全校教职工最繁忙的时候，学校里一下子涌进几十号人，老师们要招呼大家参观教学，又要忙搞便饭招待，忙得人仰马翻。校长茶国忠满脸疲惫地说：“忙点没关系，主要是我们的贫困学生太多了。”
对贫困生的资助款，都是直接给到学生手上，与学校没有直接的关系。张咏梅曾经历过学校不配合的情况，有的老师认为带志愿者去学生家走访，对他们“没什么好处，又占用休息时间”。
“萤火虫”团队中有家长抱怨学校的伙食，茶国忠一脸的无奈，私下里说：“再过十年，我们就不会是现在这样了。”他的意思是，到时候，村里种下不久的大量核桃树就会挂果，能挣到钱，学生们就可以与贫穷告别。
“山那边有一群孩子在等待”
15年间，很多志愿者来过又走了，创始人杨黎身也逐渐淡出日常事务。但也不断地有新人加入进来。今天，小站依然满怀希望。
青云村，正如其名，这里放眼看去都是青山，白云在山间环绕，七八户人家散布在山坡上，就是一个村子。屋子看着在眼前，走弯弯曲曲的山路却有十多公里，骡子是村里主要的运输工具。大部分人家只有旱地，没有水田，连吃的大米都要买，家庭主要收入来源是寥寥几棵核桃树、养殖数量有限的家禽和家畜，以及在时令季节挖草药、捡菌子卖，外出打工的人极少。
走过几户学生家庭，都只有几间简易的土坯房，小院连围墙和大门都没有。有些大人出去干活了，家里没人，房门都不上锁，推开门看，屋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只见灰扑扑的墙壁，有的还是茅草房，屋顶千疮百孔，一下雨就漏水。
随行的志愿者说，他走过的云南 贫困山区几乎都是这样。很多第一次走访的人都被这种贫穷而震撼，而已经坚持这项工作十年的张咏梅的切身体会是：“刚开始激情澎湃，只想着能更多地帮助那些孩子，看得太多后就麻木了，但总觉得在还没去过的山那边，会有一群孩子在等待着有人能资助他们上学。”
“爱心小站”成立于1999年，当时，创办人杨黎身通过网站发布他任教学校的贫困山区学生信息，并召集资助人。15年过去了，小站已拥有100多名活跃的志愿者，累计1700多名资助人，资助过的贫困学生超过3000人，筹集发放助学款项550多万元，资助点也从鹤庆县扩大到整个大理州。
这个草根助学组织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成立初期，电脑不普及，影响力十分有限。直到2005年，央视的两套节目接连播出杨黎身和几个受助学生的故事，社会反响很大，很多志愿者和资助者都加入进来，发展从此提速。
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不少资助人停止支付助学款项，志愿者也开始“爱心疲惫”，小站运行进入低谷。“那是最艰难的一段时间，资助人断供，但学生的助学款还得继续发放，联想集团下属公司的一笔15万元的捐助款项帮我们补上了助学款，渡过难关，小站才得以继续运行下来。”
张咏梅说，爱心小站的低潮期延续到2012年，北京一家上市的汽车公司捐助了办公费用，小站开始招聘专职人员，志愿者的热情也被重新激发，大量的资助者加入进来，资助的学生从800多人迅速增加到3000多人。
15年间，很多志愿者来过又走了，创始人杨黎身也逐渐淡出日常事务，但也不断地有新人加入进来。今天，小站依然满怀希望。“我们的目标是把资助对象提升到2万名，受助范围从大理扩展到全云南省。” 张咏梅说。
“谢谢，给了我们表达爱的机会”
麦田昆明分社的所有志愿者都是不拿工资的兼职。他们的T恤上有一行字：“谢谢这些孩子给了我们一个表达爱的机会。”
在“爱心小站”停驻过的人中，莫凡算是一个传奇。
莫凡是一位自由画家和设计师，来自广州，曾在云龙县诺邓村支教，也曾是“爱心小站”的志愿者和资助人。2005年，莫凡创办了草根助学公益组织“麦田计划”，通过走访贫困生家庭，进行一对一结对助学，方式与“爱心小站”一脉相承。
“麦田计划”在全国设立分社，目前在全国的志愿者有7万多名，核心的有6000多名，资助学生5000多个。云南是“麦田计划”的发源地，在昆明、文山、大理、临沧等地设有联络处，有志愿者400多名。
7月12日，都市时报记者随同麦田的志愿者到武定县猫街镇山区走访。
麦田昆明分社的所有志愿者都是兼职，不仅没有工资，每次走访产生的所有费用都要由志愿者分摊。麦田团队都穿橙色T恤，背后印着一行字：“谢谢这些孩子给了我们一个表达爱的机会。”麦田昆明分社负责人张小威解释，这句话有两重含义：一是志愿者、资助人与被资助对象之间是一种平等的关系；二是志愿者、资助人虽然付出，也收获了心灵愉悦的回报。
当天安排走访的都是小学六年级的学生，9月份开学时，经“麦田总社”根据走访资料审核通过的60名贫困生，不仅可以得到一对一的助学款项，还会被分派到猫街中学的“麦苗班”，领取统一的着装和学习用品，接受“麦田计划”组织的“第二课堂”教学。
当天，雨一直下，山路易滑难走。从猫街中学出发，开车30多公里后只能步行，要去某些学生家里，还得再走几个小时的山路。
猫街镇大厂村委会小瓦房的张小江是需要走访的资助对象之一。志愿者在问路的时候，巧遇张小江和爷爷牵着骡子下山买米。志愿者跟随着他们走了一个半小时的山路才到家，上山途中，张小江骑在骡子上，80多岁的爷爷与志愿者一起步行。孩子的父亲已经去世，母亲离家出走，姐姐在武定县城上职高，家里只有年迈的爷爷和奶奶带着张小江过活。爷爷每月有2600多元的退休工资，是家里的顶梁柱。
才到家，张小江就忙着张罗大家的饭食。他手脚麻利地烧火，用锅把饭煮起来，然后到鸡圈里抓了一只鸡准备杀，但被志愿者拦下了。待志愿者把他家里的情况了解清楚，张小江的饭也做好了：苦菜炒小白豆、蒸腌肉、醋泡辣椒，简单却爽口。
志愿者们对张小江的评价颇高，拿12岁的他与城里同龄的小孩比。张小江却一脸黯然，他说，想起了父亲在世的时候。“爷爷奶奶年事已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可能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说着，张小江的眼角闪起泪光，他赶紧低下头，刨起饭来。
离开时，志愿者把100元伙食费悄悄地放到了张小江家的桌子上。
助学计划的新问题
助学环境已经发生改变，如何更好地助学，公益组织的走向如何，都需要参与者深思。
无论是“爱心小站”还是“麦田计划”，一对一的助学模式都已经存续了至少十年。第一批受到资助的小学生，现在都已到上大学的年龄。
在天津某投资集团上班的章沐霖，与张咏梅同一年加入“爱心小站”，前后认领资助了三个学生。有两个高中毕业后没有继续读下去，对于这样的结果，他感觉无奈。
“我很希望可以一直资助他们到大学毕业，但现在的大环境如此，光凭读书已不可能改变命运。即使上了个二三流的大学，毕业就意味着失业，那些孩子看不到希望，读书缺少动力。”但是，章沐霖又想，如果没有人资助，那些孩子或许只能上到初中甚至是小学毕业，“上到高中毕业，见识总会有些不一样吧。”
其实，资金帮助只是一个方面。有的学生通过与资助人的交流，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的资助人还帮受助学生在大学毕业后找到了工作。
“一对一这种助学模式，对有的学生可能有帮助，有的作用不大。”章沐霖表示，不管结果如何，他接下来还会资助几个贫困山区的学生。但是，他也在考虑，对于那些贫困山区孩子来说，除了给予金钱上的帮扶，在公益层面应该还有可挖掘的空间。
不算理想的结果，只是让志愿者和资助人迷茫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按当前的国家教育政策，比如两免一补、营养早餐、校安工程等，不仅学费全免，还有伙食补助。按地区差异不同，有的贫困山区学生不仅在学校不用花钱，毕业了还可以退点钱回去。成绩好的贫困生，还可能被多个政府和民间的公益组织重复助学。
“我听说，有学生每年可以领到3000元助学款项，用不完，还反哺家里。”在章沐霖的概念里，有些助学已经成了变相的扶贫，出一点钱就能改变一个山区失学儿童命运的环境基础已不存在。
一对一助学，账务收支在网上公开，财务报表聘请独立第三方审计，审计报告在网上发布……这些都是公益组织吸引资助人的公信力基础。但，随着助学环境的改变，上述草根助学公益组织坚持了十年的助学模式也面临着转型。如何更好地助学，成了问题的关键。
应该说，草根公益组织已经迎来了最好的时代。但是，身份合法性一直是草根公益组织的“痛处”。
长期以来，由于国家规定“社会组织的注册登记需要找到挂靠的业务主管部门”，很多草根公益组织无法注册，其募款和使用的合法性一直都受到诸多质疑。这种质疑，“爱心小站”和“麦田计划”都遭遇过。
2013年，国家明确提出公益慈善类等四大类社会组织，可直接向民政部门申请登记，不再需要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让草根公益组织身份合法变得比较容易，阻碍发展的障碍已经消除。
真正决定草根公益组织走向的，是组织领导者的见识和胸襟。云南发展学院院长、全国知名公益培训导师邢陌对于某些组织多年来一直采用一种助学模式的做法颇有微词。“时代在变，环境在变，助学方式也得随着改变。”邢陌主张，志愿者要加强学习，多与国际国内知名的公益组织交流，学习经验、互换资源。
实践中，“麦田计划”一直在尝试深度助学，比如把同年级的受资助贫困学生集结在一起，组成“麦苗班”，每年回访或发放资助款时，顺便在麦苗班组织“第二课堂”：找音乐、美术及其他领域的专家给孩子们讲课；进行拓展训练，让孩子们找到梦想，学会相信和坚持。再比如给贫困山区学校建多媒体图书馆，让孩子们爱上学习，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
在麦田昆明分社负责人张小威看来，麦苗班是一个很好的深度助学范例，在云龙县，麦苗班已经产生优学效应，孩子和家长们都以能进麦苗班为荣。不过，张小威也坦承，他们至今还在探索更符合当前教育环境的助学模式。
（文中未成年人为化名）
杨丽芬（都市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