炽烈的阳光，为青藏高原褪去了冰冷的“外衣”。在这个世界上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区域，野生动物显得异常活跃。
共享一片草原的高原人，与这些精灵之间会有怎样的亲密邂逅？这里记录了三位身份不同的人，“意外地”融入野生动物的生活里，体验它们的“苦”与“乐”。
普氏原羚的“守护神”
在青海湖畔的草滩上，一只体态略显臃肿的普氏原羚慢悠悠地来回跑动。怀胎六月，分娩的日子终于到了。
作为青海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一员，吴永林用望远镜观察着这只普氏原羚的一举一动。他皮肤黢黑，身材偏瘦，年过半百的阅历藏在深深的皱纹里。
这只母羚是第一次产羔。吴永林看到它的身体在颤抖，眼神里的神情满是痛苦。经验告诉他，普氏原羚可能遇到了难产。
吴永林小心翼翼地靠近它，然后匍匐在地，缓缓地爬过去，跪坐在原羚身边，观察“产妇”的一举一动，眼神里充满期待。
他用手抓住已露出的小羊羔的腿，轻轻地一送一拽，不一会儿，小羊羔降生了，悬着的心也落地了。因为常年的友好相伴，这只母羚没有反抗。
小家伙湿漉漉的，娇小的样子惹人生怜。吴永林把脐带等处理好，然后把小羊羔的头放到母羚怀里，看到小家伙吃到了第一口奶，吴永林便又小心翼翼地退着离开，然后钻回帐篷，在自己的记录本上，写下：7月25日，“高原”（给小羊羔取的小名）出生。
由于人类活动影响及栖息地恶化，曾活跃在甘肃、宁夏、新疆和内蒙古等地的普氏原羚销声匿迹。青海湖周边区域，成为它们最后的栖息地。
上世纪70年代，普氏原羚仅有百余只。随着保护力度加大，这一我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恢复到近1500只。尽管如此，数量仍比大熊猫还要稀少。
从2004年起，吴永林就和普氏原羚打起了交道，并申请到一块3000亩的草场作为庇护所，主要救助那些因跨越草场网围栏时受伤，或失去父母的普氏原羚。
本来去年就可以过上在家赋闲的生活，但为了带徒弟，吴永林延迟了退休。
在这片草原，救护和繁殖的普氏原羚数量从无到有。今年仍有31只在这片草场栖息，其中13只有产羔迹象。待它们身体恢复后，将放归自然。
吴永林说，普氏原羚天生胆小，常人无法接近。他也是经过多年的努力，才逐渐“混熟”。这种非常态下的“亲密”来自友好的陪伴，普氏原羚在他眼里已如亲人一般。每次看到顺利产仔，他心里明白：地球上又多了一个小精灵。
关于一头藏野驴的遐想
青藏高原在四季流转之间，不断更换着颜色，草原由黄转青，牧民也变换着自己的节奏。
青格利一家是青海省格尔木市巴乐格图村的蒙古族牧民，过着游牧生活。让人不解的是，他们家的马群里有一头藏野驴“混搭”其间，因为颜色和体型差异，很是显眼。
藏野驴是青藏高原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喜群居生活，擅长奔跑，警惕性高，人类很难接近。
青格利说，这头小母驴当时只有两岁，应该是与驴群失散，才到他家的马群寻求“安全感”，因为它总是有意去靠近一匹成年母马。他当时并不在意，觉得过不了多久，它自然会找到自己的种群。
一开始，青格利圈马的时候，藏野驴都会躲得很远，一脸茫然地望着，等马群再次被放出来的时候，它又跟马群“厮混”在一起。日复一日，藏野驴干脆主动跟着马群跑进圈里。为防止它受惊吓，青格利从来没有试图控制它。
直到秋季下山时，这头藏野驴也没有离开的意思。它远远地跟在马群后面，一路小心翼翼，看见生人就跑得远远的，然后再想方设法找到马群，直到顺利抵达青格利的家里。
漫长的日子里，青格利一家给予藏野驴一切自由，从不曾刻意近距离触摸过它，彼此之间似乎达成了某种默契。因为，野生动物与牧民都是这片草原的主人。
直到去年夏天，刚到山里的第一晚，藏野驴就消失不见了。青格利以为它再也不会回来了。
青格利一家人一直牵挂着这头藏野驴，心里早就把它当成了“家人”。“它找到同伴没有？每天能不能吃饱？会不会被天敌吃了？”这是他们经常谈论的话题。
然而一个月后，这头藏野驴竟奇迹般地带着一头小驴回到了马群中……
“赎罪”的打渔能手
七月的青海湖，碧蓝如洗，犹如一块巨大的宝石镶嵌在青藏高原。然而在水下，成群结队的湟鱼离开咸水湖，沿着注入青海湖的淡水河逆流而上产卵，带来“半河清水半河鱼”的奇观。
湟鱼是青海湖特有鱼种，是水—鸟—鱼共生系统的核心物种，2004年被《中国物种红色名录》列为濒危物种。
湟鱼洄游期间，沿湖当地公安、渔政等部门派出人员，进行24小时不间断巡护。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沿湖百姓投身生态保护。他们一旦发现搁浅的湟鱼，或用铁锨挖沟引流到主河道，或将拖拉机后车斗铺上塑料布做成“水池”，把湟鱼救上来后装入其中，然后转移到主河道中。为保护湟鱼，有的村组建巡逻队，查堵偷捕行为。
李一帆，这位刚察县新泉村曾经的打渔能手，其救助方式却与众不同。2015年在当地政府部门扶持下，李一帆成立了海滨藏城应急救援队，他担任队长，共有8名队员。其中有的是牧民，有的是医生，有的是卡车司机，每年在青海湖义务巡湖至少七八十天利用业余时间开展湟鱼保护和救助工作。救援队成立两年多来，他们已救助湟鱼3万多斤。
救援队的经费来源，除了政府补贴，大部分靠队员自己掏腰包。像李一帆一样，越来越多的打渔户转型成为湟鱼保护者。在政府的产业政策支持下，过去的打渔村基本消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