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莉莉
2012年，孙莉莉与王石、万捷、厉伟、陈劲松等企业家及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共同发起成立了深圳市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以下简称红树林基金会)，这是全国第一家民间背景的环保公募基金会。
基金会成立后不久，由于第一任秘书长仓促离职，孙莉莉接过了秘书长的职务。从成熟干练的企业家到公益新人，为了让基金会尽快步入正轨，孙莉莉到处拜访行业内的专家学者，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与政府部门沟通，同时在世界范围内招聘最优秀的人才……担任秘书长的五年时间，她因工作原因飞行里程超过60万公里。
除了要做中国滨海湿地保护的领导者，推动建立基于场域的自然教育中心相关标准和培训认证体系，孙莉莉还希望将红树林基金会打造成推动民间环保外交以及国际交流的平台。其创建的“政府+社会组织+公众参与”的自然保育模式在红树林及滨海湿地保护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得到了国内外广泛认可。未来，孙莉莉希望将这种模式推广到更多地区的滨海湿地乃至更广泛的湿地保护区域。
为做好秘书长，孙莉莉辞去了自己参与创办的企业的一切职务，而彼时企业已经上市，正是发展最好的时期。同时，为了不分散精力，她卖掉了自己持有的所有股票。同样是企业家转型做公益，孙莉莉对于基金会的管理有什么独到之处?她对于环保公益的发展又有什么看法?近日，《公益时报》记者对孙莉莉进行了专访。
五年飞了60多万公里
《公益时报》：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决定转型做公益且投身环保领域呢?
孙莉莉：最开始投身环保公益事业也是机缘巧合。2009年，我在北大的校友厉伟邀请我参加王石和马蔚华组织的晚宴，在饭桌上他们给了我一张表，是成为阿拉善SEE生态协会会员的登记表，由此我在饭桌上就成了他们的会员。
也是通过这次机会我认识了万捷、陈劲松、刘小钢等人，他们都是阿拉善SEE的老会员。进一步了解之后，我发现他们做的事情特别伟大，他们想推动企业家阶层的觉醒。他们对公益的情怀、热情和付出打动了我，我觉得企业家阶层的觉醒能够带动整个社会阶层的变革。
这次见面也为后来阿拉善SEE深港中心的成立以及红树林基金会的成立埋下了种子。而且公益一直也是我的一个理想，尤其在认识刘小钢之后我就成了她的粉丝，希望自己能够成为她那样的人。之后，红树林基金会的成立让这个理想实现得比预期提前了。第一任秘书长因个人原因辞职后，我们面临着一个问题，重新找秘书长。但当时没有合适的人选，我想也没想就答应了，因为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公益时报》：当时您辞掉了自己参与创办的公司的一切职务?
孙莉莉：为了保证足够的工作时间，我也做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因为当时我的公司已经上市，处于发展最好的时期，我作为公司的副董事长责任特别重。但是我再三权衡，不想错过这次机会，而且公益也是我的理想，我不想当一个指手画脚的捐赠人，而是想身体力行去做事。所以当时就决定辞去公司的所有职务，把股票也全部卖掉了，真的是一干二净地离开了自己的企业，马上就投入到基金会的工作中。
《公益时报》：从一个知名的企业家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公益新人，有没有感到一种落差?
孙莉莉：最大的落差其实来自政府的态度。一开始我们基金会也没有名气，公益人的身份在政府面前不受欢迎。我们跟政府部门谈合作的时候，他们一开始很不屑，认为我们的专业性很低，政府本身拥有很多专业人才，不需要我们的介入。
但这些激发了我的斗志，激发我去学习，我要具备跟政府对话的能力，不能总是由对方掌握话语权。为此，我拜访了很多专家并邀请他们做我的老师，找机会参加各种行业会议，邀请相关领导到香港米埔自然保护区、香港湿地公园等地参观学习，满世界范围内招人……过去五年，我飞了60多万公里，去了很多国家，见了很多人，听了很多故事，参观了很多保护区，上了很多课。通过这些努力，我逐渐了解了滨海湿地保护这个领域，并且站在了一个很高的起点。我做的这些事情也打动了基金会的企业家发起人，大家达成了一个共识，就是当对基金会的工作有不同意见时，一切以秘书处意见为主，以秘书长决定为主。
借鉴上市公司的经验做法
《公益时报》：红树林基金会在国内众多基金会中率先尝试公开推选理事和监事，当时这么做的初衷是什么?这一做法对基金会的运行管理及长远发展产生了什么积极影响?
孙莉莉：我们借鉴了上市公司设置独立董事的做法。上市公司一般都设有独立董事，他们参与到企业的治理中，一方面不会产生利益冲突，另一方面也能够让企业的内部治理更加透明。对于公益机构来说，透明就意味着能够增加机构的诚信，意味着机构的生命线。基于这层考虑，我们决定设置三分之一的公众理事、监事，由公众推选产生，他们和其他理事、监事拥有同样的权利。
我们会在报纸、网站、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发布信息，所有人都可以报名。每三年选一次，他们要自己拉票、发表演讲，还要有一定的专长。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特别设立了一个未成年观察理事，由中学生担任。因为我们觉得，环境保护应该从儿童和青少年抓起。我们的这种做法吸引了很多青少年，也推动了校园环保社团的建立。
《公益时报》：对基金会进行企业化管理，其实也和您个人多年在企业界打拼有很大的关系?
孙莉莉：借鉴上市公司的经验做法，我们做了一系列的战略梳理、回顾及定位，同时还在制度上进行了创新，如设立专家委员会。考虑到基金会整个内部治理结构的设计，我们在理事会下设置了财务预算、战略发展、项目、筹款四个专业委员会。
我们的战略发展委员会邀请了温迪·保尔森，她是美国前财长及保尔森基金会主席亨利·保尔森先生的太太，也是知名的鸟类保育专家、环境教育专家。同时我们也邀请了北京林业大学保护区学院院长、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伙伴关系前轮值主席雷光春教授等知名湿地研究和保护专家。他们的加入能够帮助我们的团队更加专业地工作。
《公益时报》：红树林基金会的工作人员中有很多专业人士，你们是如何留住这些人才的?
孙莉莉：作为深圳市的政协委员，我一直在呼吁政府给予公益人才更好的待遇。目前基金会的专家型管理人员已经被政府列为高级人才进行管理。现在深圳给予公益人才的待遇和科技人才一样，但我觉得还不够。除了物质方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精神方面，即政府是不是把公益行业当成一个行业，是不是把公益人才当成人才，这对于行业的发展是有巨大影响的。
这些专业人才之所以愿意留下来，我觉得首先是因为他们的公益情怀，他们对于滨海湿地保护的现状和我们有着同样的认识，希望能够贡献自己的力量。另外，国内的环境保护事业刚刚起步，公众的环保意识逐渐觉醒，政府也在大力支持，因此对于行业来说，环保事业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公益人才也有巨大的成长空间。
不能总是觉得委屈或伟大
《公益时报》：环保领域还有很多比较弱小的草根机构，这些机构要想实现可持续发展、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应该怎么做?
孙莉莉：我觉得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一定要有运营的想法，环保人士不能总是觉得自己委屈或者伟大。我们要做的是唤醒政府和存在污染的企业，而不是与他们对立，我们要推动他们从政策、导向和行为上进行改变。
因此，中小型环保机构必须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并提供精准服务。我们要做的是教育公众、引导公众、带动公众，支持科学研究，用科学的观念来指导自己的行为。另外，我们要保持专业性，要不断学习成长，只有这样才能突破发展中遇到的瓶颈。如果想要得到别人的支持，尤其是大机构的支持，你的内部治理水平一定要让对方看明白，要让别人看到你的亮点，这也是需要磨练的。
《公益时报》：相对来说，可能环保基金会筹款比较困难。作为秘书长，您和团队采取了哪些措施推动基金会筹款?
孙莉莉：刚刚成立时，只有阿拉善SEE资助我们，第一年给了我们60多万元，房租、人员工资等开销都是由我和其他企业家发起人承担。虽然企业家可以用自己的资源，但那也不是一家公募基金会的长期筹款策略。
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沿海地区城市化发展程度高，人口密集、经济发达，如何变滨海湿地保护的压力和挑战为动力和资源，就需要公众了解、关心和参与。所以，我们觉得公众小额捐款尤为重要，筹款亦是筹人。所以我们也必须开启公众筹款。我们设计的第一个月捐产品叫“红树林家庭计划”，每人或每个家庭每天捐一块钱，一个月捐30块钱。后来我们把这个产品升级成了“红树林家族计划”，我们想借此传递一个理念，即人跟树木、湿地等都是生存在地球这个大家庭的一员。
去年我们创办了另一个筹款品牌，“红树林之夜”，第一年筹款300多万元，今年筹到了1000多万元。除了上述筹款渠道，我们还会争取国际国内大型资助型基金会的资助。
希望推动民间环保外交
《公益时报》：红树林基金会希望将自身打造成一个国际交流平台，推动民间环保外交，在这方面基金会做了哪些尝试?
孙莉莉：作为一个国际化城市，深圳承接了很多国际会议，无论是哪一类会议，红树林基金会所管辖的场域都是他们的一个参访点。同时，我们也承办了很多国际会议，比如中国-东盟滨海湿地生态保护与修复技术合作论坛、中国-东盟生态城市论坛等。我们还发起了深港滨海湿地保护论坛。另外，我们跟中国-东盟中心的合作也推进了“一带一路”生态建设的脚步，与泰国和马来西亚的合作项目正在探讨中，与泰国方面的合作备忘录在签署过程中，泰国相关政府部门在走流程。
《公益时报》：红树林基金会成立只有五年时间，如何才能实现上述目标?
孙莉莉：红树林基金会是由阿拉善SEE生态协会和王石、万捷、厉伟、陈劲松等30位华南的企业家共同发起的。我们的发起机构中聚集了一批国内优秀的企业家，而像王石等发起人还拥有在海外学习工作的经历，而且阿拉善SEE的资源对于我们来说也都是特别优质的资源。
另外，从成立之初我们就设定了国际化战略，我们的团队也是按照国际化的标准组建的。当时我们真的是在全世界范围内招人。别人都觉得我们的人员如此高配是“杀鸡用了宰牛刀”，比如在美国学习工作八年多的博士回来做副秘书长，我们挖来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出身的审计师，我们另一位副秘书长也是从国际机构过来的。但是几年过去了，大家现在不这么想了，因为有了前期的铺垫，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并没有遇到太大的瓶颈。反之，如果没有之前的铺垫，要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基金会肯定是非常困难的。
■ 本报记者 皮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