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国城镇化率达57.35%，但“人在城市根在农村”的割裂让乡村出现了许多病象——留守儿童的无望，农民养老的难题，农村医疗、教育的缺失等等。当我们致力于提高农村生活水平时，有两个德国人先后来到中国，希望以己之力，通过切身行动改善中国农村，让农村的内生动力得以开拓发展。如英国著名的文化理论家和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雷蒙·威廉斯所说：“要让希望具有可行性，不要让绝望具有说服力”。
德国医学博士沙夫施维尔特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夏爱克”。15年间，他辗转鹤庆县、建水县与红河县，被当地人比作“当代白求恩”。白求恩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大批药品和手术器械，更带来了高超的医疗技术。而夏爱克为当地医护人员组织了100场国际培训班、数不清的小型培训，帮助“没见过救护车”的县级医院建立“120”，帮助“不能对症下药”的乡村医生合格上岗，帮助各级医院建立心肺复苏急救规范，推进了当地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
抗战时期，“哪里有伤员，哪里就有白求恩”。在红河，不管夜里几点钟，不管哪个科室的呼叫，夏爱克随叫随到。为方便第一时间抢救病人，夏爱克曾经在麻醉科值班室住了三个月。他的白大褂里经常装着一次性筷子和气球。他担心小孩子怕“老外”，会吹个气球送给生病的孩子。有些地区医疗条件不好，他会拿出筷子插在床边，把导尿袋挂在床下。
“在见到夏医生之前，我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高尚的医德。”“他是只有在书里才能见到的人。”“他的举动很像他的中文名——夏爱克，用爱去克服一切困难。”夏爱克曾经的同事们如此评价他。
鹤庆有一个叫三戈庄的村子，不通水、不通路。“进一次村，两腿都要发抖”。从村委会去三戈庄，要先下河谷，再沿着60度的山坡往上爬，全程需要两个多小时。夏爱克每个月去三戈庄一次，花两夜三天。“床上铺着草垫，屋子下边关着牲口，你在上边睡，牛啊羊啊毛驴啊就在下边‘唱歌’”。
夏爱克到三戈庄，试图改变当地农户贫困的境况。他“借羊养羊”扶贫，买了140头羊借给村民，4年后村民再把羊如数还回来，其间出生的小羊归村民，变“输血”为“造血”。村民字弄发的羊，4年生了36头小羊，“每头养大能卖一千块钱”。
他自学“青贮”方法，靠画图讲解，教村民把夏草储存到冬天。为了解决人畜饮水问题，夏爱克又资助村民建水窖。仅一年多时间，夏爱克帮助“一袋水泥运上山需要一整天”的三戈庄建成了57个水窖。
夏爱克去年回到了德国，他说：“我的壮年时期是在云南度过的，对那里很有感情。云南是我的第二故乡”。
而关于乡村如何才能脱贫，夏爱克也有自己的见解：“根子上脱贫，公平地发展教育是前提。”他认为，中国乡村的基础教育课程与生活技能脱节，很多初中生上不好学就逃学打工，但又因没有技能而无法在城市立足。“留守儿童的问题很严重，依我看来这些孩子如同孤儿。他们长大之后，自己没体验过幸福，怎么能建立好家庭、培育孩子？”
关注中国乡村留守儿童教育问题的还有另一个德国人，卢安克，他于1997年到中国，在广西的大山中支教。他教孩子德语，带孩子拍科幻剧、设计河坝，一起犁地，有人把他当乡村教育实验特立独行的英雄，也有人认为他是危险分子。
卢安克在不通电话也不通公路的东兰县板烈村以每月10元的价格租了房子开办学校，免费给当地失学的孩子上课。他与学生一起放牛，干农活，打成一片。他和孩子们一起创作和拍摄电视剧《心镜》，主角的扮演者更换了十几次，学生们打闹着将预设台词说出来，完全称不上表演，但《心镜》的光碟被孩子们视作珍宝。
通过媒体的报道，“洋雷锋”、“白求恩”等标签几乎与卢安克形影不离。2012年，卢安克通过柴静的节目对外宣布，离开广西东兰县板烈村小学。
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学生有期待、愿望或者“他们应该是怎么样子的人”这种想法，我们这种想法就会像一面隔墙一样站在我们和学生的之间。只要我们放弃对“什么是好的”这种想法，我们就会发现：什么都行，学生什么都能做到。那是因为放弃之后，我们就无偏见地去观察，而通过观察，我们能找到最符合他们的角度。——卢安克《农村支教指南》
卢安克离开后，有记者曾探访了几个被这个德国老师教过的学生，“他们对美的感悟，对生活的想象力、情感的细腻程度都是参加卢安克各种实践活动潜移默化留下的。”任何人都无法成为农村真正的救赎者，但他们带给农村的是无数新的可能性。
